基本上形成了欧美作为研发、金融和消费中心，东亚特别是我国作为制造中心，其他一些资源能源大国作为资源品输出中心的经济大循环模式。

可以肯定的是，只要经济在不断增长，货币供应就应当不断增加。其二，一国政府的主权债务同美元之间的关系，有着极强的制度意义。

顾名思义，前者与财政收支无关，为满足实体经济正常运行之所需，而后者则是由财政赤字引发，不正常的，因而是应当尽量防止的。因此，财政政策，无论是其收入政策、支出政策、还是赤字政策，都具有直接参与宏观经济运行，并据以对宏观经济进行调控的功能。如所周知，在危机中，所有私人债务的信用均受到程度不同的损害，唯有国家信用维持不堕，于是，祭起货币发行的主权债务模式，便成了唯一选择。还是分析这个例子，踩刹车和踩油门同时并举，主要目的是要保持宏观调控总体政策效果的同时，解决一些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这就需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分别发挥优势来发挥作用。这就从法律上在货币政策和赤字货币化之间筑就了防火墙。

对于金融部门而言，国库存款是中央银行基础货币（存量）的组成部分，固然极端重要，而税款的入库和指拨，作为流量，则构成流通中货币的一部分，其影响亦不可忽略。但是，我国的利率市场化显然还有大量问题需要解决，还有很长的道路要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研究报告，是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和影响力的，如果在这些机构里的管理模式和政策导向不改变，是肯定不行的。

股权分配是以GDP为计算基础，股权结构自然就是，亚洲发展中国家成为大股东，发达国家和其他地区作为小股东。亚投行尽量不用投票的方式通过重大事项，努力争取达成一致，以维护团结一致，有事大家商量原则和精神。今天有些国家的政客已经大大退步了，只考虑自己的利益，不再考虑其他国家的利益。同样，域外国家并不多是欧洲发达国家，还有拉美和非洲的发展中国家。

2017年，外汇大量流出，当时有个口号叫保三万亿，为什么要保三万亿？为什么是三万亿？而不是二万亿？其实，一旦人民币流出到一定的程度，在浮动汇率的条件下，流入就有了盈利的空间，只要市场是开放的，外汇就会流入。大家知道，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地位和投票权的提升，人民币入篮等，一直是遇到很大的阻力的。

中国要在国际经济秩序中发挥很重要作用，不是光靠成立一个亚投行能解决的。第四、在整个体系难以改变的情况下，地区性、局部性的机制和体系就在不断地建立，作为整个体系的补充。亚行是日本和美国两国为最大股东，但是，作为亚洲的国际多边机构，日本人一直担任行长，美国拥有永久的副行长职位，各个成员国也都基本接受。世界银行成立以后，所有新成立的国际多边机构的最大股东，都不能够同时做到这三点，亚投行是唯一的例外。

所以，我们在任何国际场合都要冷静，都要理性，都要从长计议。这就好像我们管理企业时，要保护小股东的利益一样，不顾及小股东利益，剥夺小股东的权力，最后企业只剩下大股东，是不可行的。第一个问题，中国发起成立的亚投行，是否会挖世界银行墙角？ 第二个问题，亚投行是否会专和中资机构合作，推动中资机构走出去？ 第三个问题，亚投行是否是推动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工具，或者干脆就是一带一路银行？ 对于这三个问题，我在很多场合做了必要说明和澄清。所以，风险在很多情况下是一种预期，要对此有正确判断。

最后，菲律宾总统马科斯通过努力，争取大家投票支持菲律宾的马尼拉成为亚行总部所在地。比如《华盛顿共识》中的每一个条款，看上去都不会有大错，但是，把它们放在一起执行，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就是巨大的风险。

1990年后，美国一家独大，当惯了老大，没有人可以挑战它。第二、七十年后的今天，美国为主的发达国家和欧洲国家控制国际金融机构的情况，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

很多今天的国家当时都还是殖民地，没有参加这个会议的可能。1997-98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之后，东盟和中日韩签署了一个区域货币互换的《清迈协议》。其实，我们人类犯的错误是在一遍又一遍重复前人犯过的错误，要想犯一个原创错误，是很不容易的。所以下一步，我们在国际金融领域里发挥什么样的作用，需要央行发挥积极作用，随着中国对外贸易和对外投资的增长，逐步推动人民币的国际结算，进一步加强汇率机制的改革，扩大资本项下的自由兑换。区域的股权分配是75%是亚洲，25%是非亚洲。这是对亚投行国际机构性质的第一次严峻考验。

但是，这个国际经济体系是在七十多年前建立的，当时的情况和现在已经有很大的不同。我感到，随着中国国力不断壮大，美国最终还得接受中国崛起的现实。

联合国可以有一国一票，是因为联合国还有一个安理会，实际上，这不是一国一票。所以在章程里，如果，一个国家是世界银行的成员国，那么，该国也必须是国际货币基金的成员国。

在国际金融机构和多边开发机构里，有一点我认为是要保留的，即一美元一票的规则是不能改的。第二、2015年人民币入篮，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SDR货币篮子里，成为该货币篮子中除美元、欧元、日元和英镑之外的第五种货币。

贷款业务需要扩展到其他地区，这是因为亚洲不可能独善其身，互联互通不限于亚洲自己内部。本文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行长金立群在中国国际金融三十人论坛第三届研讨会上的主旨演讲实录。我说，世行担任指挥，不管我钱出多少，就给我一个位置，我拉小提琴也行，吹黑管或双簧管也行，让我们一起演出一个交响乐，我不跟你争。1944年7月1日，布雷顿森林会议召开时候，正值世界经济重心从英国向美国转移。

我的理解是，这也是对自己的警示。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也需要商业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债券市场和股市等各个方面的综合发展，需要靠我们中国整个金融系统一起努力。

德国忍无可忍，又发动了战争。人民币国际化的问题，最终取决于中国综合经济实力。

七十年以前建立的制度肯定不再完全适用于今天。最重要的还是要看，一个国家能够在国际金融领域里起到多大作用，这才是问题关键。

四大银行加起来，资产规模了不得了，国开行和进出口银行在世界各地的资产加起来，超过全世界所有的多边国际开发机构资产加起来的总和，如此等等。五年多来，很多问题逐步清晰了，对亚投行的国际多边机构的性质，有了更多了解，我们的运营环境，没有像最初设想的那样艰难，当然我们还得小心谨慎，严格遵守国际多边机构的管理原则。七十年以后，我们成立了亚投行，成员国必须是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的成员，因为他们的成员国同时也是国际货币基金的成员。举例来说，我们现在外汇储备是多少？三万亿美元？其实不对。

当时，菲律宾马尼拉是亚洲地区相当发达的首都，还有就是伊朗的德黑兰。看来，为了解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这两大全球性机构难以解决所有问题的情况下，作为对布雷顿森林机构的补充，各个国家和区域都相继推出各种机构或机制，尝试应对困难和挑战，满足不同需要。

这是一个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很好解决的问题，所以重塑布雷顿森林机构，就是要解决这样一些根本的矛盾。回看七十多年以后的今天，我们应该思考，如何防止冷战变热战，如何防止产生新的冷战，如何防止新的冷战变新的热战。

现在中国崛起，美国受不了，麻烦会不断。第三点，一带一路倡议，跟我们有共同点，都是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加强互联互通，但两者是有区别的，否则就不需要有两个倡议了。